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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发生之后的两种价格行为  

2013-04-21 23:38:10|  分类: 经济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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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发生之后的两种价格行为 - 朝圣山兰 - 朝圣山兰

 

 

从古到今,人类一直无法避免自然灾害,因此只能尽可能地在灾前防范,和灾后减灾,将损失降到最小。灾前的防范,包括预测、提高建筑质量以及普及灾后自救知识,灾后的救灾减灾包括相关的救援工作、紧急物资的运送等。由于自然灾害的巨大破坏力,使得灾区道路受阻、断水停电,因而在遭遇重大灾害的地区,往往因此而出现食品、药品等紧急物资供不应求的局面。而在面对这种供不应求的状况时,相关的商户,尤其是灾区的商户,往往会有两种价格行为:涨价和降价。(本文不单独讨论维持价格不变的价格行为,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其可纳入到降价中)涨价,是基于自利之心,而降价,则是基于道德之情。前者招人唾骂,后者让人称颂。但究竟何种价格行为才真正有利于灾后的救援工作,能够帮助将灾后损失降至最小?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何谓价格?顾名思义,价格是市场中买卖双方就买卖商品订立的交换比率。这个交换比率就是价格,只是在货币出现之后,价格就以一定数量的货币形式来表现。许多人认为商品的价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成本决定的,成本越高,相应的价格也就越高,反之,成本越低,相应的价格也就越低。何其谬哉!针对这一谬见,我曾想到过一个很常见的事例来反驳这种观点,假设你在大街上卖五元一斤的苹果,苹果的进价是四元(是成本),卖到最后,还剩三斤,这时天色已晚,就快要罢市了。此时,你为了尽快地将剩下的苹果卖出去,不惜降价,以三元的价格出售,降价之后,苹果很快就卖完了。我们来看这个过程:同一批苹果(成色、大小、质地、口感都大致相同),成本都一样,为何有些苹果卖了五元一斤,而有些则只买了三元一斤?如果商品的价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成本决定,那为何在同样的成本下,苹果的价格会不一样?显然,这种成本决定价格的“客观价值论”不能成立。为什么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谬误,因为他的整个经济理论大厦就是建立在这种劳动价值论的客观价值论之上。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除了上面所指出的漏洞之外,还有其自身内在的矛盾和缺陷。而它又恰恰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和剥削理论的基础。马克思说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其的工人劳动决定的,而劳动的价值反过来又取决于把它再生产出来,并维持工人生产能力的商品的价值。这是一个循环论证的例子,价值的最终决定问题根本没有回答。马克思的理论大都如此模糊不清,循环往复,表面上看起来让人信服,但若深究,就会发现它其实什么也没解释。

相比客观价值论,价值其实是一个主观概念。人主观上觉得某样商品有多值,他就会为此付出多高但不高于这一价值(主观上的)的代价(价格)。因此,交换不可能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等价的”。如果交换是等价的,那交换根本就不可能会发生,也根本不可能进行。交换之所以能够产生和进行,是因为交换的双方,都认为对方商品对自己来说价值更大(或一方认为对方的商品的价值高于自己为此而支付的价格,而另一方也认为对方支付的价格高于自己的商品价值),因此他们才愿意交换。在非强制的前提下,交换一定是有益于双方的,否则交换就不会进行。这里说的“有益于双方”,其实说的就是主观价值论下交易双方主观价值差异的结果。

而市场中的商品价格则是无数相互交往的人将其主观评价在市场中不断实践的结果,这种不断实践的市场行为最终使得消费者的边际用值等于市价等于边际成本,于是商品的市场价格就形成了。所以,价格是由市场中无数相互交往的个人决定的,而不是由成本决定。也即,价格是由市场中的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而决定的。两者虽是一个意思,但如张五常所说,后者没有经济内容。

价格是市场经济中极为重要的工具、信号和信息载体。通过价格这个简单的数字,人们就知道该如何进行经济活动了。如弗里德曼所说,价格以其极小的成本代价,却传达了市场经济中极为重要的信息。人们不需要知道价格为什么发生了变动,人们只需知道价格发生了怎样的变动。无论一个生产商或交易者想要隐瞒什么信息,但只要他最终给出了商品价格,那人们就能知道一切关于这个商品的关键信息。价格上升,意味着市场供不应求,如果上升幅度较大,意味着相对以往有更大的获利空间,就会引发更多的人投入到这个行业中去。而如果价格下降,意味着市场供过于求,若下降幅度较大,便意味着相对以往有更小的获利空间,因此就会部分经营者退出。资源的有效使用靠的就是这个价格信号!价格是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行的关键所在。而这也是反对价格管制的原因所在。因为一旦价格受到管制,价格无法自由地由市场决定,那么一切关键的信息就无法通过价格信号传递出去,人们就很难做出正确的经济决策,甚至可能做出完全错误的经济决策。最终酿成经济危机和社会灾难。而这就是实施扭曲价格的价格管制的后果。

除此之外,价格还有甄别筛选的作用。市场价格是遵循价高者得的逻辑,如果一个人提供的出价高于其他人,那商家定是卖给他。所以市价一定是人们在与别人相比之下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此处的最高价并不是与不含消费者剩余的最高价)。在商品奇缺,市场供不应求,而大多数购买者又急需的情况下,由市场供需抬高的价格能够让真正需要且需求更为迫切的需求者得到商品。

讲完价格概念和价格机制之后,我们来考察灾害发生之后的两种价格行为及其后果。

从08年的汶川地震到今天的雅安地震,每当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面对人们“众志成城”的团结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患难真情与呼喊,总有那么一些“不良的”商人尤其是灾区或灾区附近的商人趁机涨价,“大发国难财”,在一片道德的谴责声中,他们被骂成“奸商”,受人声讨,遭人唾弃。人们都觉得,在这灾难时刻,仅仅出于一己私利,便不顾同胞死活,趁机涨价的行为卑鄙而无耻。商人不应该如此做,而应该尽量降低点价格,支援和帮助灾区人民尽快度过难关。现实中也确实有商人这样做,降低水、面包、方面便等急需商品的价格,热心地帮助灾区人民。我们要问,这两种价格行为,究竟哪一种才有利于减灾救援工作,帮助灾区人们尽快走出难关?

先看降价行为(这种降价应理解为大范围大面积的价格行为)。在灾害发生之后,由于道义、同情等感情因素,人们觉得降价对于帮助灾区人们来说,好处是看得见的,所以商家的降价行为往往能够收获人们的普遍赞誉。同情之情让人们忘记了市场本身的反应——涨价,也让人们忘记了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的手段,也或许人们本来就认为在紧急情况下(如严重自然灾害之后),市场没有行政手段(“命令——管制”)那么有效。谴责涨价行为,呼吁八方支援,主张降价,实质上是一种无形的“价格管制”。而在这一价格管制下市场本身本应发挥的机制效应无法正常作用,市场作用被排除,本应上涨的商品价格无法激励和吸引更多的供货商和中间商加入到在灾区开展经营活动,于是灾后的救援和恢复工作就要完全或主要地依靠国家行政力量和民间的道德同情、慈善公益。那种方法会做得更好呢?是出于自利之心驱使的市场行为,还是出于同情之心的道德善举?出于对人性本私的认识,我认为前者比后者更有效,当然也就做得更好。因为天底下没有一个人不是更关心自己利益的(别讲雷锋,那是一个美丽的神话),以自身利益为驱动,产生的激励作用肯定是巨大的,这种激励作用是同情之心所无法比拟的。因此而产生的救援效果当然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灾区急需物资如果普遍降价销售的话,将极大地抑制全国其他地区同类物品的流入,因为无利可图。降价还会导致价格的甄别筛选功能失效,使得那些急需食品、药品等物资的人将更难拿到这些物资。而这也将客观地延长灾区物资短缺局面,同时也可能会让那些极需而又不能及时得到食品、药品的人失去生命。

而完全依靠或主要依靠国家行政力量的救援,那救援效果就更差了。政府因其自身无法建立起像私营企业那样的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正向激励机制,而永远无法改变其低效、腐败、臃肿的特性。所以即便是在重大灾害发生后,国家也无法高效地赶赴灾区实施救援。因此在重大灾害发生时,第一时间赶赴救援现场的往往不是政府部门,而是民间组织或自发的个人团队。而对于救灾物资的发送就更是如此,依靠行政手段,让国家机关进行物资的配送绝对是一个让人后悔的决定。救灾物资在运送的过程中就会被各级官僚不断蚕食,最终真正到达灾区人民手中的灾款和物资少之又少。从08年汶川地震中国红十字会的救灾物资和捐款的管理与分配上就可清楚地看出这点。所以那种什么事都指望和倚靠着政府的人是太过天真了。这并不是在说不要国家参与救援,而是在说不能完全或主要地依靠国家的行政力量,而国家也更不应该垄断灾害救援服务。

再看涨价行为。如果在灾害发生之后,灾区允许市场自发的涨价行为,也即涨价反映的是市场本身的供需状况,那么这一上涨的价格讯息将会在全国范围内扩展开来,无数的物资供应商、中间商将会带着相关物资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因为有大利可图。这样一来,灾区短缺的物资供应状况将会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同时食品、药品等相关物资的价格也会被不断地杀下马。

而且在灾害发生之后,如果允许市场价格机制正常的发挥作用,还将有效地发挥价格的甄别筛选作用,让那些真正急需食品、药品等相关物资的人能够及时拿到物资。而不会让那些不怎么急需物资的人得到大量物资,它还将激发人们在这一特殊环境下的节俭意识,因为增加了成本。

从我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重大灾害发生之后,受灾地区的涨价行为(市场的自发反应)明显优于降价行为(价格管制),也更有利于缓解灾区的物资短缺问题,是尽可能减少灾后损失的正确选择。而即便是我们回顾历史,也会得出与我们相一致的结论。宋神宗熙宁年间,两浙地区闹旱灾与蝗害,米价昂贵,饿死了很多人。各州都明令禁止米价上涨。只有越州知州赵清献放开市场,允许米价自由上涨,于是全国米商蜂拥而至,米价大跌,灾情在很短时间内便得到缓解。(详见《智囊全集》【明】冯梦龙 <赵抃 黄震>)

可见,在重大灾害发生之后,如果政府是真心要减灾救援的话,那就应该允许甚至是鼓励灾区急需物资价格的上涨,声明政府不会干预和管制灾区物资价格,只有这样,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缓解并消除灾后物资紧缺的状况。而那些盲目指责乃至咒骂涨价商人为“奸商”、“发国难财”,主张降价帮助灾区人们的人,再一次让那崇高的道德蒙蔽了他们的理性思维,用良心铸就大错,用充满正义的眼神鄙视着那条能尽快走出困境的捷径。良心与善意如果不是用来选择正确的道路,那就显得有些可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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